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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媒体的垄断与集中,美国媒体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其所属利益集团话语权的延伸。存在共生关系的社会各种强势集团,会对媒体刊播的新闻进行过滤,将其他文化和不同见解边缘化,向公众传达他们选定的信息。在网络时代,信息是权力的重要基础,掌控媒介命脉的美国利益集团更是以网络为武器,通过技术垄断实现文化霸权,控制文化传播的话语权。因此,美国媒体所谓的新闻自由和专业主义制造了一种幻象,掩盖了媒介作为宣传渠道的真实身份。

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

 这是一条重要的政治新闻,但是当地的主流媒体没有报道。

一、美国利益集团对媒体话语权的影响

巴雷特所著《媒介帝国主义》,一、U.S.A.传播媒介的门户之见会促成一些新闻被。巴雷特所著《媒介帝国主义》,一、U.S.A.传播媒介的门户之见会促成一些新闻被。出生于都柏林,在英格兰接受教育,1980年代移居美国,致力于媒介帝国主义与新闻的全球化研究。

巴雷特所著《媒介帝国主义》,一、U.S.A.传播媒介的门户之见会促成一些新闻被。2016年4月11日,在美国国会前举行反对金钱政治的“民主之春”抗议活动的400多抗议者,在非暴力静坐中被捕。其中的很多被捕者是从150英里外的费城自由钟一路走来。这场抗议的目的是要求结束金钱政治,确保自由、公正的选举。第二天,又有85名抗议者,其中多数是老年人,在高喊“民主不是用来卖的”口号时被捕。这应该是一条重要的政治新闻。但是,当地的《华盛顿邮报》只在本市第三版的新闻简讯里,在一个10岁小男孩骑车被撞了的消息和一个男人逃税被叛两年徒刑的简讯后,刊登了一条150字左右的简讯。《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没有报道这条新闻。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用了12秒报道这条新闻,福克斯新闻频道用了17秒报道这条新闻。

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公民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在新闻领域,美国一向标榜的“言论自由”似乎预示着新闻报道公平、公正、公开的自由姿态。然而,事实却远非如此。正如新闻学先驱沃尔特·李普曼所言:“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审查制度,这个世界就不可能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宣传。为了进行某种宣传,就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些屏障。”伯纳德·科恩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了解新闻媒体关注的问题,并依据媒体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确立自己看待事物的优先顺序。美国新闻媒体正是通过“议程设置”掌握新闻话语权,而媒体背后的投资者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则通过拥有或操纵媒体实现话语霸权。

媒介帝国主义的影响能否被消解?这取决于如何定义媒介帝国主义。在媒介和帝国主义之间,不止有一种关系,有时候媒介与帝国主义是共谋的,有时候媒介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一、美国媒体的偏见会导致某些新闻被“遗漏”

就美国而言,所谓的言论自由只是一个神话。美国媒体看似不受官方审查的限制,但“言论自由并不能保证信息畅通”“新闻也并非民主的保障”,媒体背后的利益集团才是话语权的真正掌控者。媒体表面上客观公正地“代表”他人说话,但实质上是借他人之口自我实现--其背后的利益集团会运用手中的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和选择信息源,去说服甚至强迫公众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把媒体和媒体背后利益集团的议程变成公众议程。这种毫无新闻平衡和信息对称的新闻报道凸显了社会各种强势集团,如财富集团、媒体集团以及他们背后的政治力量对媒体的影响力和议程设置力,究其根源则与各种集团之间利益交织的媒介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巴雷特

十多年前,美国畅销书《偏见》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其大红大紫的主持人丹·拉舍的内幕故事,透视了美国电视网文化和美国主流媒体文化。作者伯纳德·戈德堡在CBS当了28年记者,他讲述了美国新闻界内部盛行的一种公司文化,揭露了美国三大电视网在新闻报道中常常一边倒的问题。作者以新闻界一名知情人的角色披露了这样一些内容:为什么美国大电视网的黄金时节会漏报某条重大新闻?美国新闻机构政治上的正确性是如何压倒事实真相的?美国媒体精英是如何与美国社会相脱节的?《60分钟》这样知名的栏目是如何通过记者的偏见扭曲新闻的?偏见是个人的价值观造成的,还是追求收视率、耸人听闻新闻和金钱造成的?新闻既然有偏见,通过何种方式,能够平衡新闻报道?

首先,由于传播媒介的垄断已达到惊人的程度,美国媒体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其所属财团话语权的延伸。1983年,美国50家公司分管90%的媒体。随着媒体的兼并及垄断,到了2011年,美国6家大公司已经控制了超过90%的美国媒体。巴雷特所著《媒介帝国主义》,一、U.S.A.传播媒介的门户之见会促成一些新闻被。观察这些媒体巨头的幕后股东,‘会发现美国最有影响的媒体都受控于以资本财团为代表的利益集团,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媒体实际上是资本财团的耳目喉舌。例如,《纽约时报》长期以来都是索尔兹伯格家族财产;《华尔街日报》隶属于默多克旗下的新闻集团;《洛杉矶时报》属论坛集团,财政上受控于美洲银行财团,与摩根财团也有关系;《华盛顿邮报》受控于格雷厄姆家族;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收购,后者则被摩根财团控制;美国有线电视公司的后台老板是传媒巨头时代华纳;拥有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另一传媒巨头迪士尼集团,其董事会成员包括了波音、宝洁、维萨、谷歌、星巴克等多家知名企业的前任或现任高管。巴雷特所著《媒介帝国主义》,一、U.S.A.传播媒介的门户之见会促成一些新闻被。美国媒体企业的这种集中化、资产交叉所有以及受控于非媒体机构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媒体失去了针对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和较大的个体投资人群的独立性巴雷特所著《媒介帝国主义》,一、U.S.A.传播媒介的门户之见会促成一些新闻被。。而且,事实上也巧妙地实现了“话语权的转移”,并且隐蔽性很好,毕竟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理解或意识到美国媒体其实多半已被大财团和华尔街控制了。巴雷特所著《媒介帝国主义》,一、U.S.A.传播媒介的门户之见会促成一些新闻被。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媒体在话语权问题上最终只是扮演了“媒介”或曰“桥梁”的角色,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美国大财团的诉求。

巴雷特认为在911等事件的报道上,美国主流媒体太依赖美国官方信息。

CBS资深记者伯纳德·戈德堡在这本书里泄露了一个秘密:美国的新闻媒体和美国大多数记者都是有政治偏见的。戈德堡试图在这本书中揭穿了美国媒体的神话,向公众展示,公平、平衡和诚实这些基本的新闻学原则已经从美国的主流电视网消失了。这本书犹如一枚重磅炸弹,让读者清醒地看到,原来记者们报道的所谓事实,更多的是记者们个人的意见。

其次,媒体话语权还受制于对政府的依赖以及与政府的紧密关系。在美国,媒体与政治圈的关系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一方面,广播电视公司和网络均需向政府申请运营许可或特许,因此它们极有可能受政府控制或骚扰。这种技术和法律上的依赖已被用作一根大棒用以管教媒体,若媒体胆敢偏离固定导向太远,它们就会祭起这根大棒。此外,大众传媒被其本身的经济需求和相互利益关系等因素拖进了一种与势力强大的政府消息源之间的共生关系。另一方面,美国媒体的发展是与国家的强大互相辉映的,美国媒体与政府虽互相监督,但更多的时候,则体现出互相推动的效应。尽管美国没有明确的《新闻法》和全面的新闻管制,官方也避免介入媒体的自身运作,但是美国媒体也很清楚,只有国家强大,它们才会更有市场,也更有国际话语权,这也使得美国媒体在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主流价值观方面不遗余力,并在对外事务中与政府配合默契。因此,美国政府及其他利益体对媒体的影响和公关,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为名的“高压线”,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媒体的话语权,也使得媒体无法享有“完整版”的“新闻自由”。

巴雷特所著《媒介帝国主义》,一、U.S.A.传播媒介的门户之见会促成一些新闻被。巴雷特所著《媒介帝国主义》

在好莱坞描写华莱士的《60分钟》的影片《知情人》中,一个香烟厂高级管理人员由于内部矛盾,出来向记者告密。《60分钟》把这个告密者当成英雄,为他树碑立传。但是,一旦新闻界内部有人出来讲述新闻界内部的故事,新闻界就会把他当成叛徒来处置。戈德堡称这是因为媒体对告密者有双重标准。戈德堡指出,美国记者“如果你就新闻报道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圈内人就会不喜欢你。他们不会赞赏你。他们认为你是叛徒。”媒体可以随意妖魔化别人,但是,任何人不得与媒体对着干。戈德堡颇为煽情地写道,批评媒体就像“强奸他们的妻子或绑架他们的孩子”。美国三大电视网旗下的大腕节目主持人是这些电视网的摇钱树,他们的形象不能受到任何损害。他们可以就任何有争议的问题,向别人提出最尖锐的甚至难堪的问题,但是别人不可向他们提出任何疑问。

最后,大型媒体企业以及背后财团还要依赖政府以取得其政策支持。企业税收、税率,劳工政策以及反托拉斯法的实施与否对所有企业都是利益攸关的。例如通用电气公司要依赖政府以取得核能和军事技术研发补贴并营造有利的海外销售环境,大型媒体也需要依赖政府给予相应政策以便用美国商业观念、社会价值观念和对时事的美国式解释对外国文化进行渗透。在有利的第三世界投资环境下,媒体巨头、广告代理商和跨国企业巨头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而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它们与政府的种种关系都具有生物学上的共生性质。保持与政府、利益集团的平衡关系,是美国媒体面临的长期挑战。

从21世纪初的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到近几年的阿拉伯之春和乌克兰危机,西方主流媒体对这些国际事件和社会冲突的叙述方式,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广泛社会资源、享有盛名的传统媒体更靠近权力中心,它们的存在,掩盖了一大批小众媒体的与众不同的声音。这种全球国家之间媒介流通的严重不平衡,催生了所谓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著名学者赫伯特席勒在其著作《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中,明确提出这个议题,尤其是他对传播优势问题的最初阐释,蕴涵了许多批判美国等西方传媒霸权行径的观点,认为美国的传播势力凌驾全球,是与美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结合的产物。

巴雷特所著《媒介帝国主义》,一、U.S.A.传播媒介的门户之见会促成一些新闻被。二、美国媒体的新闻策划会“遗漏”某些事实

巴雷特所著《媒介帝国主义》,一、U.S.A.传播媒介的门户之见会促成一些新闻被。由此可见,美国媒体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自在和清澈,美国媒体的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堪称利益集团话语权的延伸。媒体、财团以及政府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不仅强化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和社会稳定,也客观上扩大了美国媒体的话语权基础。

席勒的影响力使此议题风行于1970年代的讲坛。1977年,文化传播学者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对此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把媒介帝国主义定义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所有权、结构、发行或媒介内容单单受其他任何国家媒介利益的外部压力所支配,同时受影响的国家反过来对那些施加影响的国家没有相应的影响,而不局限于美国。

要认清美国媒体的真面目,其中有几个基本的观察媒体的出发点:人们每天看到的新闻不是客观的;新闻是构造出来的,不是客观报道出来的;新闻是传递观点的,不是报道真相的;新闻报道是有立场的,不是满足人民知情权的,必要时会凶狠地埋葬新闻真相;媒体是商业企业,新闻是商品;媒体对新闻的第一时间要求是获取金钱,与满足人民的知情权无关;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媒体都会采取不同的新闻报道框架、不同的新闻语境、不同的新闻立场。

二、美国利益集团掌控媒体话语权的宣传策略

媒介帝国主义成为19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呼吁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的理论基础。国际传播中的弱小国家是利用这个理论武器反对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殖民。而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由于冷战背景复杂化、学术界去中心化运动等因素的影响,媒介帝国主义理论逐渐淡化。而随着1990年代以来网络传播的兴起,媒体传播的形式也被互联网瓦解并重构,信息爆炸的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强势文化也愈发凸显,在不同的讨论背景下,媒介帝国主义携带着不同的文化涵义,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新闻自由意味着记者对事实负责,而不是对媒体老板负责。但是,在一个高度商业化和资本操控的媒介社会里,记者对商业压力的责任大于对社会的责任。记者的首要读者是自己的老板,记者期待满足媒体老板、主编、制片人、投资者的偏好;记者在新闻报道中不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人,他是一个严格按照媒体内部组织机构的潜规则进行报道的人;记者的独立性受制于新闻同行、新闻圈、新闻编辑部的报道立场和框架。在今天的网络舆论场里,新闻产品是媒体和网络公司内部选择的结果。新闻生产部门要预测选题、策划采访对象。从本质上看,新闻不是客观、独立的报道,是媒体和网络公司主观选择的结果。媒体作为商业公司的特点是,用最低的成本每天有计划地、持续地生产出受众满意的新闻产品。记者作为个人,只是新闻生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记者每天做的工作是媒体公司的委托课题,通过采访谁、引用谁的话、导语和标题的构思、语境的烘托,来满足客户的好奇心。媒体老板决定什么样的新闻优先刊播,这种作用也决定了什么新闻重要、什么新闻不重要。媒体公司宠爱报道符合自己框架和议程的政治家、新闻事件、问题等。媒体经常采用的报道手段是,强化一种信源、重点报道一个人、突出展示一类观点。

在美国,主流媒体机构处于股东和市场驱动力严密控制之下,而媒体企业、财团以及政府机构有着重要的利益共生关系,这就使得大众媒介作为传播者很大程度上需按照组织目标和集团利益,对信息进行修改和剪裁。其中,维护及推广美国主流价值观是美国媒体、财团、政府等利益共生者所共同遵循的信条。

巴雷特所著《媒介帝国主义》,一、U.S.A.传播媒介的门户之见会促成一些新闻被。巴雷特教授认为,西方媒体通过各方面优势占据市场,为人们设置议程,这在各种危机报道中可见一斑。在巴雷特看来,CNN与BBC等主流媒体在许多国际问题方面成为官方代言人,并不具备客观的立场与独立的思考,同时不告诉民众真相。社交媒体虽然改变了年轻人获取新闻的渠道,但内容还是由CNN等传统主流媒体垄断,因此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近日,这位世界传媒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巴雷特教授受邀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分享乌克兰危机时各方的话语差异,并接受了专访。

为什么媒体和记者做不到客观报道呢?我在上课时,常常对新闻进行政治解剖,并不断问学生这样几个问题:这条新闻是给谁看的?换句话说,这条新闻的消费市场在哪里?这条新闻是谁讲述的?换句话说,这条新闻是谁透露的,其立场是什么?在这条新闻中听到的是谁的声音?在这条新闻中,没有听到谁的声音?这条新闻使用了哪些正面的或负面的新闻用语?这些新闻用语对谁有利?这条新闻会给谁带来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好处?换句话说,该新闻产品制造背后有无利益集团的政治或经济动机、隐藏议程?记者是否使用了模式化报道或新闻八股?如把复杂的事件或冲突简单化、标签化为“好人”与“坏人”或“天使”与“妖魔”的斗争?谁是这条新闻的赢家,谁是输家?

美国人在种族、宗教和文化等方面存在显着的多样性,但是也有主导其社会方向的主流价值观,即由托马斯·杰斐逊提出并经过很多人阐释的“美国信念”,其核心是平等、自由和个人奋斗。这种价值观在不断强化过程中,与美国的救世主心态纠结在一起,形成美国价值观传播的冲动。这种冲动并不仅仅在于“美国人逐渐认识到,应当主动地、像传教士那样去发挥他们的救世主作用……有责任向受奴役的、落后的民族伸出手去”,更为关键的在于对外价值观传播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意义,因为“传播信息和思想的能量是政治权利的根本,而政治权利对现代大公司实现野心至关重要,压制传播信息和思想的权力也属于同样的情况”。从这个角度看,价值观传播的背后,其实是利益的扩张。同样,国际社会媒体话语权竞争的背后,其实是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的竞争。

记者:据我所知,2001年以来,你将研究的侧重点转向媒体对于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报道。十几年来,西方媒体对于战争的报道有变化吗?

新闻解剖的结果,找不到一条纯客观的新闻。客观报道是我们追求的理想,新闻自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没有绝对的客观和绝对的自由。绝对的新闻自由应该是这样的:CNN报道萨达姆被捕,布什对此发表半个小时演讲,与此同时,CNN还需要在同一屏幕上给萨达姆半个小时的演讲时间,请他对自己的被捕发表评论。这样一种新闻自由和客观报道,无论在技术上和政治上都是无法实现的。无法实现纯粹的新闻自由,是因为新闻本身不是绝对的,新闻是相对的。新闻的价值判断受制于新闻发生的地点、媒体所在地、媒体的受众构成等因素。因此,CNN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受众需要出发,播出的新闻对美国是重要新闻,但是对于中国观众来讲就不一定了。

从本质上看,美国媒体在意识形态上是接近美国的主流价值观的。美国宣扬的普世价值观,不但成为美国外交实践中长期的“重点工程”,也成为美国媒体守护并最大化美国利益的宣传信条。除了美国媒体、政府在各尽所能,那些影响和控制着美国媒体的大公司和广告主也在努力传播着它们认定的主流价值观,通过媒体阐释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商业意图。在利益集团的控制下,“媒体的报道方式使得美国的外交目标显得十分可敬,公司在海外的活动既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而大多数国家发生的任何大规模变迁都是不应该的,也必须被压制下去”。即便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对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异议,但由于主流媒体实际掌控者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取向与政府及军方相近,媒体还是会在一些涉及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与政府保持一致的,它们会心照不宣地携手制造舆论、影响民意,推动国家目标和集团目标的实现。

巴雷特所著《媒介帝国主义》,一、U.S.A.传播媒介的门户之见会促成一些新闻被。巴雷特所著《媒介帝国主义》,一、U.S.A.传播媒介的门户之见会促成一些新闻被。巴雷特:我曾阐述过美国媒体对于911事件的报道,我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主流媒体是否真正独立调查过911事件?事实上,他们太依赖美国官方信息。我也研究过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媒体报道,发现美国主流媒体听从于美国政客和英国政客,他们的信源全部来自官方,认为这就是战争的事实,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误导公众的错误信息,是权力方用来将伊拉克战争正义化的方式。

三、美国大公司和媒体自身利益决定“遗漏”什么样的事实

在这样的媒介生态之下,尽管美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审查,但是权力集团还是会对媒体上登播的新闻进行过滤。美国学者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将媒体视为“制造共识”的工具,并用“宣传模型”理论生动呈现了新闻过滤过程。“宣传模型”探索金钱与权力如何对新闻进行过滤和筛选,如何将不同见解边缘化并让官方和私营利益集团得以向公众传达他们选定的信息。按照他们构建的“宣传模型”,西方国家新闻的选择和呈现受制于五大“过滤器”:广告收益。媒体对政府、企业及其所资助的专家人士的信息依赖。“反共”意识形态。这些因素互相作用并相互强化。“宣传模型”反映了这样的观点,即媒体为主导国家和私人活动的社会利益集团服务,并为之进行宣传鼓动。在这种体系下,金钱和权力依赖于对信息的掌握,以至于信息本身成了为利益集团量身定做的载体。透过“宣传模型”可以看出,许多新闻报道都有其背后的塑造力量。然而,在媒体私有且不存在官方审查机制的国家中,表面上却难以看到宣传体系在起作用。

我也对西方媒体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报道做了综合整理,没有人敢问,用死伤惨重的战争方式侵略或占领阿富汗有意义吗?一些基本的问题直到今天都很少提及。

2016年4月,威瑞森通讯公司36000工人罢工,要求保护工人的权益。美国大媒体的报道显示美国大媒体和劳工之间在话语权方面的极端不对称。通过统计分析《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网络媒体巨头Buzzfeed和网络新闻媒体Vox有关这场罢工的报道发现,威瑞森公司老板的声音是工人代表声音的两倍之多。

在五大“过滤器”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反共意识形态对新闻的过滤作用。许多传媒大亨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大的邪恶,因为它威胁着他们的阶级地位和尊贵身份的根基。赫尔曼和乔姆斯基指出:“意识形态可以帮助动员大众对抗任何一个敌人,而由于该概念的模糊性,无论何人,只要为损害有产者利益的政策辩护或赞同与共产党国家及所谓的激进派进行合作,都可以用这一概念对付他。”他们又进一步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当反共热情被煽动起来以后,对于‘受到共产党虐待’之类的声称,人们便不再要求看到实实在在的证据。”这种以反共为工具的控制机制,其力量渗透到体系的每个角落并对大众媒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评价和判断都很难跳出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二元框架,而媒体持“我方”立场的做法则变成完全合法的新闻惯例。

爱德华赫尔曼和诺姆乔姆斯基在1998年合著的《制造共识: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中问道,在越南战争中,所有主流媒体都在说我们这里兵力不够,那里兵力不够,是不是不应该轰炸柬埔寨,是不是应该攻击别处,但是没有媒体质疑美国何以有权利对越南动兵。在一次次事件中,这样的事情不断重复。

在《纽约时报》的四篇报道中,威瑞森公司管理层的话被引用8次,工人的声音被引用4次。在《华盛顿邮报》的两篇报道中,公司管理层与工人的声音被引用的比例是6∶2。网络媒体Buzzfeed发表了三篇报道,公司管理层与工人的话被引用之比是13∶7。另一家大网络新闻公司Vox只发表了一篇报道,报道中四处引用的话都是出自公司管理层之口。为什么在媒体上听到的公司管理层和工人代表的声音差异这么大呢?威瑞森市值2120亿美元,有一个强大的公共关系机器,而工会和工人们是雇不起公关公司的。

通过对“宣传模型”的分析,我们发现,美国媒体对新闻事件评价的主观色彩非常明显。例如,美国对于本国和友邦国内发生的虐待或伤害事件,美国政府和附庸政府的消息源会被大量且不加评判地引用;而在对付敌国的时候会大量引用源自难民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消息。宣传体系总是会把敌国受暴行迫害的人描绘成有价值受害者,而把那些受到本国或附庸国政府同样乃至更残酷对待的人描绘成无价值受害者。总之,运用“宣传模型”理论分析媒体报道可以看到,美国媒体会根据“宣传模型”过滤原则采用系统化的、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两分法处理手段,对新闻主题、信源以及新闻背景进行选择和过滤,而关注度以及表达愤慨的程度则因宣传价值而异。由此可见,美国所谓的媒体自由实为一种幻象,掩盖了新闻作为宣传渠道的真实身份。以下的实证研究鲜明地体现出美国媒体的宣传倾向及意图。

2015年,我研究了伊朗问题,伊朗是否具有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说的核威胁?我发现,并没有很好的证据证明伊朗将其和平的核能源计划转变成核武器计划。没有人找到证据,但是媒体却反复讲述伊朗核威胁的故事,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人们一直以为主流媒体在严肃认真地披露事实,其实这只是权力双方的角逐游戏而已。

即使某个有良知的记者试图平衡地报道双方的声音,但是,在这种不对称的权力面前,记者很无奈。新闻报道需要直接引语,而大公司总是有公关公司为其准备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直接引语。

三、制造偏见: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实证分析

记者:所以你认为恐慌是由媒体造成的?

媒体不会揭露自身隐藏的问题。马赛诸塞州萨勒姆大学历史教授、《不留记录:移民是如何变成非法的》一书作者阿维娃·乔姆斯基在《反策划》网络杂志讲述了不久前发生的《波士顿环球报》报纸派送工人罢工事件。《波士顿环球报》决定把报纸的派送工作转包给一个新公司,因为这家新公司的价格更便宜。美国报纸的发行和派送通过转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行业。送报的人开车送报线路不仅远且复杂。无论天气何其恶劣、条件多么差,一年365天,每天从凌晨2时到早上6时,从不间断地送报。送报工人不仅工资极其低廉,而且要用自己的汽车、买自己的保险。结果,今天在美国送报的多是没有记录的非法移民。送报成了一种暗藏的地下经济的一部分。《波士顿环球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尽量减少劳务成本,少付工人钱。这种送报体制跟媒体人每天声称的调查新闻、揭露社会黑暗面正好相反,因为报纸依赖的正是它自身暗藏的不公的分配制度。

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博纳在谈到媒介重要性时提出了“分配注意力”的概念,在他看来,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塑造大众,给争论下定义,提供参考术语,来分配注意力和权力”。的确,新闻报道并不仅仅是信息公告牌,更重要的,它是一个讲述故事的过程。新闻故事往往被固定于某一框架中,被总结为某种中心思想或意义类型。

巴雷特:没错,因为他们单方面地从权贵人士那里获取信息,很明显他们不认为有必要告诉公众真相,他们只是一味谄媚权贵,假装自己所报道的就是真相。一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就会相信他们这一套,因为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媒介和意识形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决定了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

四、美国的外交政策决定媒体“遗漏”什么样的事实

就美国而言,尽管媒体的领导人声称他们的新闻选择是在无偏见的、职业的和客观的标准指导下作出的;他们还声称这个观点也获得了知识界的支持。然而,如果权力人士能够设置话语的前提条件,决定哪些内容允许大众收听、收看和思考并且可以通过有规律的宣传运动“管理”大众的意见,那么,关于媒体是如何运作的传统看法和事实真相恐怕就相去甚远了。事实上,正如美国学者W.兰斯·班尼特指出,新闻在美国是“理解政治和国家治理的关键”,所谓客观性报道的原则,只是拿来责人纵己的幌子,其目的则是为实现媒体背后利益集团的战略传播目标服务,即操纵新闻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可以说,在所谓新闻自由的美国,绝大部分新闻内容都来源于新闻制造者们完全或基本控制的形势。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美国是一个整体单元,这意味着媒体要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海外利益,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如此才得以实现媒体、财团、政府的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见,在反共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美国媒体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报道倾向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就鲜明地体现出美国的这种战略意识。

我2015年出版的书《媒介帝国主义》,研究了利比亚、叙利亚、伊朗、伊拉克、阿富汗等国的社会动荡的情况。我发现,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和支援,颜色革命不会发生。

美国媒体不会报道“敌国”做的善事。美国媒体在报道美国历史、盟国的历史时,常把一些邪恶的做法当成道德的。而在报道官方指定的敌人时,则总是不可救药的,从来都是干坏事的。例如,奥巴马作为美国首位总统今年春天访问古巴时,美国媒体就“遗漏”古巴长期以来向海外危机地区派遣医生救治伤病员的故事。为什么不报道古巴干的好事?因为这是古巴,是卡斯特罗的国家。

为了揭示美国媒体针对中国的报道策略,笔者选取了美国两大主流新闻网站近年来就两大涉华主题的报道文章为研究样本,就报道主题、信源选择以及新闻背景三个方面对样本进行量化统计分析。通过对比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媒体针对中国的系统性报道偏见并非是偶然的,而是配合国家战略传播目标,掌控国际话语权的刻意之举。具体而言,笔者选取了两个样本进行研究:《纽约时报》网站“香港占中”报道。本文选取《纽约时报》网站于2014年9月1日到2014年12月31日期间对香港“占中”的报道作为研究样本。选取的时段涵盖了此新闻事件从发端到落幕的过程。笔者以“Hong
Kong
protests”为查询词,以“article”为检索类型,在此时段内共检索到文章169篇,剔除无关内容、相似报道之后,最终获得样本126篇。CNN网站涉疆报道。笔者在CNN网站搜索栏输入查询词“xinjiang”,搜索时段限定在距离2016年最近的两年,即2014年、2015年,共检索到报道104篇。剔除无关以及相似报道后,共获得有效样本60篇。

IS出现在2012年,当时人们很诧异,一个籍籍无名的组织怎么会突然变成了威胁世界的力量。一些主流媒体的独立记者以及另类媒体的调查记者确实问了很多关于IS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西蒙赫斯是美国最负盛名的调查记者,他说过,IS符合美国打击阿萨德政权的利益诉求。很多主流媒体的人抨击他,但他说的是事实。

古巴过去一百多年里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历史上十几次入侵古巴,最近的一次是1961年。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是采取一切手段,合法的或非法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暴力的或非暴力的,企图推翻古巴政府。奥巴马在古巴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承认古巴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和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这是令人吃惊的美国领导人的声明,因为此前,美国从来不承认古巴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1959年古巴人民起义推翻独裁统治时,美国发现控制不了卡斯特罗,决定不支持古巴人民自己的选择。根据美国揭秘的政府文件,美国国务院希望古巴革命带来的变化是美国政府能接受的,美国和古巴能持续过去的关系,保护美国的商业利益。但是,美国政府发现古巴人在这方面完全不合作。当时的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说,“所以,我们要决定是否让这场革命成功”。

文本选取这两家网络媒体进行样本分析的原因在于:两家媒体都是美国最主流的新闻网站,可以代表美国主流媒体的倾向。笔者就报道主题、新闻来源以及新闻背景三个方面对研究样本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统计结果可以对应解答以下三个问题:媒体的注意力是怎样被分配的?信源选择究竟是多元还是一元?信息可信性是如何得以加强的?

记者:如果套用你的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可以看作是受文化侵略的一方。你觉得中国有力量抗衡吗?

在古巴革命成功后,美国通过USAID的秘密行动,向那些旨在更迭古巴政府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美国的主流媒体积极配合美国政府在拉丁美洲施行的反左翼政权的外交政策。例如,《华盛顿邮报》在报道2016年3月奥马巴访问古巴和阿根廷时的文章《奥巴马在阿根廷将鼓舞南美远离左翼》中毫无掩饰地说,“他在南美政治变革的划时代的关头来访了。在左翼领袖靠与美国对着干获得的民粹支持并统治十多年后,这个大陆回到世界的中央。奥巴马要力推南美一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更是把阿根廷前左翼执政党领导人基什内尔总统和克里斯蒂娜总统等同于美国官方的敌人伊朗、古巴和委内瑞拉。

1.主题选择:按意图分配受众的注意力

巴雷特:我和中国学者合作研究过凤凰卫视、新华社、CCTV北美分台。中国希望在国际传播中取得一席之地,但我认为,在国际传播中发出的声音越多,对多元化的要求也越高,需要媒体做得越好。中国的市场更多是在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盈利很困难。

美国的主流媒体的新闻标准和价值观:亲美意味着友善,反美意味着邪恶。美国媒体判定一个国家是否亲美,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按照美国的意思去说、去做。巴西工人党减少了这个国家55%的贫困人口,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乌拉圭进入21世纪表现都很出色,但是美国媒体依照意识形态和美国外交政策判断,他们是左翼政府,他们不反对自己的国家,他们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反对外来干预,因此被媒体认为是反美的。美国媒体的新闻价值判断是意识形态决定的。他们反对所有的左翼政府,支持委内瑞拉、洪都拉斯的军事政变和乌拉圭的议会政变。巴西总统罗塞夫面临众议院弹劾,那些提议弹劾总统的议员们本身就是正在被调查的腐败分子。但是,美国的精英媒体在报道中,非常简单化地说,政府受到腐败指控,人民在抗议政府。美国精英媒体跟其一贯立场一致,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拉美左翼政府的厌恶,不厌其烦地丑化这些左派政府。但是,美国精英媒体“遗漏”了巴西同时在发生的大规模的支持总统的游行。

在美国媒体涉及中国的报道中,对于题材的选择存在明显的系统性偏见。图l、图2分别是《纽约时报》网站就“香港占中”事件报道以及CNN网站涉疆报道的统计,统计数据清晰地反映出美国媒体对题材选择的意图和倾向性。

记者:很多人认为,造成媒介帝国主义的原因其实是媒体的自由竞争,你怎么看?

为什么美国媒体总是“遗漏”沙特阿拉伯的负面新闻?沙特阿拉伯不具备美国的盟友的任何特征,比如,不与美国共享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什么美国政府和媒体在民主、人权等诸多问题上“遗漏”沙特的故事?美国政府对盟国和敌国的定义成为媒体报道这些国家的态度和基调。当政府称某国为盟国时,媒体迅速将这种关系定位为“我们”,当政府称某国为敌国时,媒体迅速称其为“他们”。媒体对“我们的人”总是像对待客户一样谨小慎微。“我们的人”本质上就是“我们的客户”。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过四次的国家在世界上屈指可数,但却四次访问了沙特。沙特成为美国的盟国,这是因为沙特是美国武器的大客户。除此之外,阿拉伯的君主们维护了美国在阿拉伯国家和波斯湾的军事存在,确保中国和俄罗斯等大国无法在这个地区立足。

从图1、图2中可以看到,美国主流媒体在报道涉及中国的相关主题时,有意将事件议程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例如图1中,从客观报道的角度看,“香港占中”事件作为一个新闻事件,报道的角度和选取的题材本应是多方面的,然而,《纽约时报》网站关于此事件的126篇报道中,绝大多数的报道都是选取的倾向占中的报道视角和题材。除了58篇关于占中者和港府冲突、对抗的报道,报道数量紧随其后的就是中央政府对占中者以及支持者的“压制”举措,例如,拒绝抗议者进入中国内地,拘留内地同情占中者,网络封锁,等等。而关于“反对占中、呼吁理性”以及“占中”对香港经济及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的相关报道却寥寥无几。事实上,“占中”事件的负面影响已经严重波及香港正常的经济运转和市民生活,而对此美国媒体却采用障目法加以回避。

巴雷特:我的理论可能不会被一些学者接受。我非常喜欢RT.com,
尽管他是俄罗斯政府资助的。它所提供的新闻的消息来源很全面,目的性不明确,但是它也有观点,它认为美国和美国新自由主义在误导世界,这是很强大的说法,如果没有人说出这一点,这个世界会怎样?所有人都害怕对抗美国的意志。RT和France
24、BBC一样,尽管有国家资助,但是很中立。他们提供了很多元的声音。

五、美国媒体配合政府军事行动“遗漏”某些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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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社交媒体的崛起是否打破了原来主流媒体垄断一切的格局?

在阿富汗战争第一年,美国在阿富汗投了至少18000枚炸弹,但是美国媒体在阿富汗战争中基本上没有报道平民的消息。这种做法是美国国防部的一种宣传政策。当年《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说:“阿富汗老百姓在经历了许多的内战和暴力后,对于平民的死亡不会过于悲痛。”美国军方发言人说:“由于美军没有地面人员,所以无法核实平民伤亡。”他们为什么不报道平民伤亡呢?真的无法核实吗?其实每一次轰炸,美国都有情报人员向中央情报局报告。1999年,在发动袭击南联盟的战争期间,美国国防部不断地对新闻界说,有成千上万的阿尔巴尼亚人被塞尔维亚军队伤害。虽然美国在科索沃没有地面部队,但他们在做出这种伤亡估计的时候毫不犹豫。当然,对于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伤亡人数的夸张报道可以理解,因为它是为美国在北约发动军事进攻、推翻南斯拉夫政府而采取的宣传策略。《时代周刊》的记者汤姆森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批评美国政府封锁新闻的话:“安德逊会计公司在安然公司丑闻中做审计工作,而我们记者成了这场战争的审计员。”

图1《纽约时报》网站“香港占中”报道主题统计

巴雷特:我的很多同事对社交媒体很兴奋,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很多人欢呼我们有了新技术,我们解放了。媒介研究中有很多人欢迎新技术,认为从此意见会多元化,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虽然社交媒体上有更多元的意见表达,但是社交媒体上的信息也是来源于传统的主流媒体,一切都没有改变。年轻人去社交媒体寻找新闻,但是他们阅读的仍然是传统媒体发布的消息。

在当前的叙利亚内战中,报道中央情报局武装支持的叙利亚“温和派反政府武装”时,如何“遗漏”这些反叛武装跟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努斯拉阵线和叙利亚自由军有着密切联系的这个敏感事实,这是令美国媒体深感头痛的事。奥巴马长期以来坚持说,美国支持的反叛武装独立于努斯拉阵线。而事实是,由于美国不喜欢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美国政府就依赖这些反叛武装跟努斯拉阵线发动联合攻势向叙利亚政府施加压力。美国早在2013年把努斯拉阵线列入恐怖组织名单,但是美国几乎没有对努斯拉阵线发动过任何空袭,反而对俄罗斯空袭努斯拉和美国支持的反叛武装表示抗议,要求俄罗斯停止空袭。美国媒体一直不敢跨越白宫的红线,报道这些反叛组织与努斯拉阵线的组织关系。卡塔尔王室家族出资办的《新阿拉伯日报》去年5月揭露了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叛武装在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勒颇省战场上在努斯拉和叙利亚自由军指挥下,加入了“征服阿勒颇联盟”,与这些恐怖组织联手跟叙利亚政府军作战。“征服阿勒颇联盟”盟主早先是努斯拉阵线,后来改为叙利亚自由军。《新阿拉伯日报》说,努斯拉放弃“征服阿勒颇阵线”的领导权,是为美国向“温和派反叛武装”出售陶式导弹铺路,因为美国政府不能支持一个跟恐怖主义组织有直接联系的武装组织。另外,努斯拉阵线允许“温和派反派武装”从美国获得武器,还因为努斯拉阵线和自由军可以某种程度上分享这些武器。回顾美国三大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有关俄罗斯空袭美国支持的叛军目标的新闻报道,所有的报道都“遗漏”了这些“温和派武装”跟努斯拉阵线的从属关系。只有《华盛顿邮报》记者斯莱在去年10月的报道中说,俄罗斯空袭的几个城镇是“征服阿勒颇”联盟的据点,这个联盟是努斯拉阵线、伊斯兰极端组织和温和组织的大杂烩。但事实上,“征服阿勒颇”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联盟,而是一个军事指挥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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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社交媒体更容易被操纵。主流媒体我们还能判断哪个信源值得信任,哪些是垃圾,但是社交媒体信息太多,人们无法分辨真假。要知道,不同政见者能做的事,情报机构能做得更好,因为他们资源更多。

六、提高媒体素养,识别新闻“遗漏”

图2 CNN网站涉疆报道主题统计

记者:所以你认为媒介帝国主义的影响也不会被消解?

如果新闻被少数精英媒体和大公司控制,新闻传播将会出现严重的新闻“遗漏”。人们在媒体上,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媒体会由民主变成反民主。在大公司控制媒体的时代,媒体为了维护大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利益,甚至会不惜埋葬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作为公共事业的组成部分,新闻事业应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言论出版自由,保证人民获得均等化的知情权和意见表达服务。但是,资本控制的媒介市场存在着严重的话语权不平衡。就像乔治·奥威尔在他未出版的《畜牧场》一书的序言中所说,自由国度中的审查制度毫无疑问比专制政体还要复杂和彻底,因为“不受欢迎的观点可以使之陷入沉默,不合时宜的事实可以使之陷入黑暗,而这些并不需要任何官方的禁令”。

从图2可以清晰看到,除了区区5篇关于新疆地区地震以及记者采风的报道,CNN网站涉疆报道主要围绕暴恐事件以及批评中国政府而展开。除了暴恐主题,和《纽约时报》网站对于“香港占中”事件的报道主题类似,居于CNN网站涉疆报道数量第二位的同样是中国政府对异见分子的制裁举措,例如以“煽动国家政权罪”拘留、逮捕所谓的“异见分子”或“民主人士”等等。尽管《纽约时报》网站和CNN网站是美国两个截然不同的主流网络媒体,其背后的股东和利益集团也不同,但我们发现这两家媒体对于涉及中国的报道题材的选择和处理有着惊人的相似,即都是以批评和质疑中国政府为报道主线,这也反映出美国主流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有着心照不宣的报道框架,并且存在系统性的偏见。在偏见的先导之下,中国政府对于促进新疆地区经济发展、民族融合的积极举措都被美国媒体自然屏蔽在视野之外,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巴雷特:这取决于你怎么定义媒介帝国主义。

西方法律界一直在就媒体的公共事业性质展开争论。早在70年前,一起针对美联社的诉讼援引反垄断法对付媒体,提出规范那些在向公众传播信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公司。当时美国司法部指控,美联社的章程允许旗下报纸拒绝当地竞争对手加入其巨大的新闻网络,从而遏制对手。初审法院同意这个指控,指出,新闻并非普通产品,新闻是一种更“要紧”的产品,“包覆着一层公共利益”。但是,资本控制的媒体和网络会奋起反对任何形式的法律制约。根据规制新闻媒介市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民主的领域里,被大型私有公司控制的传媒体系的出现,从根本上违背了民主理念中自由报业的主张。

在选择性报道的框架下,《纽约时报》网站和CNN网站隐去了大量的事实,而且媒体在报道中对于所选取事实的处理方式,例如版面位置、语气、用词以及评论中的分析框架以及有助于增强事实可信度的新闻背景的选择,都左右着受众注意力的分配。例如《纽约时报》网站就“香港占中”的报道中用于不同新闻主体的关键词透露出明显的倾向性——有关“占中者”的关键词有reform、pro-democracy、be
penalized等;关于“中央政府”的关键词有restrict、army等等;而针对香港政府的关键词则有crackdown、detain、peppersprary等等。由此可见,美国媒体对于注意力的分配以及对不同报道主体的区别对待并非“自然”行为,而是基于新闻框架进行过滤的结果。

我有两个定义:一个是BBC、CNN等大型主流媒体争夺市场,让新的竞争者难以在国际传播中崛起,从而导致西方主流媒体霸占国际新闻传播市场,这就是媒介帝国主义。此外,美欧国家想侵略利比亚,让利比亚混乱不堪,这是不是一种媒介帝国主义呢?我觉得是。大国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摧毁与其利益相悖的其他国家,这也是一种帝国主义。

一个社会由富裕的私营主控制新闻和媒介的危害,特别是新闻这个民主自治所不可缺少的氧气,如果受到那些从现存的不平等和对现状的维持中受益者的控制就更是危险。比如,若地产大亨入股某个网络与媒体企业,这家网络或媒体就将在追逐利润的途中,反对任何抑制房价的政策。最令人担忧的是,跨行业的媒体投资与经营,将会导致媒体反对任何会损害他们趋于固化的跨行业集团利益的改革新政,并把所有为公众服务的价值观和机制当成自己的敌人。

2.信源选择:多元声音实为“一元”偏见

在媒介和帝国主义之间,不止有一种关系,有时候媒介与帝国主义是共谋的,有时候媒介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在今天资本操控的全球网络媒体环境中,制约媒体滥用权力的难度体现在:一是媒体增长的权力,特别是话语权和议程设置权,足以进行政治与社会动员,反击任何制约政策与措施;二是记者对商业压力的责任大于对社会的责任;三是媒体和网络大公司都有自己的意见领袖群,记者在新闻的生产过程中,无法独立报道,他们要追踪资本集团的代言人和意见领袖,从中寻找新闻线索和集团内部接受和欢迎的报道框架和视点,媒体更多地引用政治、经济上的同盟者的信源;四是为了追求利润和效率,资本化的媒体鼓励新闻报道的联动——信息来源和框架全盘同质化,从而使议程和热点越来越趋同。

西方新闻学向来认为,新闻话语是一个多元声音的场域。表面看来,他们的确选用了不同的声音。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他们在选取信源时总有其“固有模式”。

我们还可以从媒体的房地产广告和有关地产的新闻报道态度中,发现地产商是如何控制媒体的。我们还可以从网络的医药广告和有关医药的新闻报道态度中,发现医药公司如何操控网络媒体的。通过发现媒体背后的经济来源,了解其所属利益集团,可以深化对资本集团控制媒体理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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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图3《纽约时报》网站“香港占中”报道信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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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中可以看出《纽约时报》网站“香港占中”报道采用的新闻68%都来自“支持占中者”。同样,图4显示CNN网站涉疆报道中采用的新闻64%来自中国的批评者。两张图表清晰地反映出美国主流媒体对于涉华报道的信源倾向,即惯于将话筒或镜头对准批评及不认同中国的声音。再进一步查看两家媒体信源采信的详情,会发现《纽约时报》网站就“香港占中”的报道信源除了“占中者”本身,采信最多的就是美国、英国等“占中”的外围支持者,多达26次,位列第二。相比之下,受“占中”影响的香港商家仅有3次被采信,在全部信源中占据的比例微乎其微。可以看到,记者采访的信源一般都来自支持“占中”的一方,相反,反对方说话的权利则被剥夺或刻意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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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CNN网站涉疆报道信源统计

如果用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创建的“宣传模型”理论加以分析,那么美国媒体对于“占中者”以及受占中影响的无辜民众的关注度如此悬殊就不难理解了。宣传体系总是会有意区分有价值受害者和无价值受害者,所谓的价值证据可以从媒体给予他们的关注和表达愤慨的程度和方式中找出。美国大众媒体对所谓价值的定义是极端政治化,并且与宣传模型是十分吻合的。相应的,CNN网站涉疆报道采用的信源居首位的就是“人权观察”“大赦国际”等为美国所把持的所谓国际人权组织。其次,除了不得不采用中国政府和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发布的信息外,CNN网站尤其青睐“自由亚洲电台”等境外电台、“世维会”等境外人权组织、海外学者、智库等。总体来说,对于中国持批评、质疑态度者的采信多达81次,而对中国官方的直接采信仅有16次,对于中国遇袭民众的采信有9次,对于持中立态度学者的采信次数仅有3次。对于暴恐事件而言,来自遇袭民众的信源在所有信源中所占比例如此有限,如果用“宣传模型”加以分析,对美国媒体而言,中国的遇袭民众无疑被美国媒体归人了“无价值受害者”的行列。

“香港占中”的报道信源可以粗略分为8类,细分的信源类型则更为丰富。但是,结合采信次数以及信源的立场综合来看,这种信源模式却难以掩饰其虚伪性和倾向性。也不难看出美国媒体涉华报道信源虽然看上去很多元,骨子里却是“价值偏见”的“一元”,即站在中国的对立面。这反映出美国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做法:首先决定你想要主张的内容,然后找到一位赞同你意见的专家。从报道中可以看到美国媒体选取的“外国中国问题专家、智库”无一例外的持批评中国政府的观点。尽管很多智库都力求突出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但其背景却并不简单。美国智库的背后大多有着利益集团的支持,这些利益集团和大企业出于保护经济利益并获得更大收益的需要,往往会委托智库发表调研报告,影响社会舆论,乃至左右政府决策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有一些集团也会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考虑,资助智库进行一些有利于美国价值观传播的研究和活动。

进一步研究美国媒体选取信源的标准,会看到有一类非常特殊的信源。在《纽约时报》网站就“香港占中”以及CNN网站涉疆报道中,我们都可以从批评中国政府的信源中找到逃亡至西方的反党及疆独、藏独分子的声音。按照美国主流媒体选取信源的模式,甚至可以预判当中国的一些异见人士走向激进,便会在西方的媒介视野中从边缘走向关注的中心。

此外,两大媒体针对不同信源的修辞也大相径庭。例如,在提及中国媒体时,总是冠以定语“state-run
newspaper”或者“state-run
media”,在美国文化中,“官方的”“国家控制的”媒体被认为是没有“独立性”的媒体,其潜台词是“不可信的”。提及针对中国的批评者或人权组织时常常含糊其辞,常常用“Human
rights
advocates”等不具名的信源。相比之下,对暴恐分子及暴恐事件的措辞暧昧不清,模棱两可,例如报道中特意为“terrorists”一词加引号,或者指称“refer
to them as
terrorists”。对暴恐事件的描述故意措辞含糊,引人遐想。例如,“China train
station killings described as a terrorist
attack”,由此可见,西方媒体报道名义上打着遵循客观性原则的大旗,而在字里行间、遣词造句中的意识形态偏见却随处可见。

3.新闻背景选择:通过选择性背景信息增加偏见“可信度”

本文选取的两个研究案例虽题材不同,但皆有多篇文章包括新闻背景的描述,经过量化分析,会发现报道提供的新闻背景不约而同地涉足中国的民族、民主以及人权等“敏感”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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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纽约时报》网站“香港占中”报道新闻背景统计

图5显示《纽约时报》网站有关“香港占中”报道的新闻背景最多提及的是“八九风波”,其次为质疑中国的“一国两制”,再次为中国的台湾、西藏及新疆问题。中国政府在促进香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上所做的努力及成就都被刻意选取的背景信息所遮掩和忽略。图6显示CNN网站涉疆报道的新闻背景则将绝大多数注意力聚焦于暴恐事件的起因之上,并将起因归结为中共民族政策引发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相反,对于暴恐分子背后的支持力量以及残酷暴行却着墨不多。在CNN网站的报道口径下,遭遇暴恐袭击的中国不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声援以及对暴恐分子的谴责,反而不断在民族问题上遭到各种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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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CNN网站涉疆报道新闻背景统计分析暴恐事件起因

可见,美国主流媒体对于涉华报道新闻背景的选择是极富策略性的,其用意在于将中国塑造为专制极权的政治形象,而这正是美国战略性政治传播的一部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政治形象的新闻价值并不在于能对其准确性或重要性进行独立的判断,而在于它作为一个新闻公式在过去所取得的成果。在这样一个媒体创造的现实里,新闻价值取代了正确性,可信性沦落为一种公式,只要某人在某种环境下对某个事件运用了这种公式,这个事件就被视为可信。一般的逻辑告诉我们,一种形象越是标准,在它被置于某种独特、真实的形势下,其准确性就会越低。在美国媒体的包装下,中国形象就是这样一种标准且失真的形象,涉华新闻所选取的新闻背景都是增强中国形象可信性的论据而已。

四、美国网络媒体的霸权逻辑和文化殖民

进入21世纪,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数字化平台上的信息传播水平日益提高,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为对外价值观传播和文化输出提供了更多动能与途径。在新的形势下,媒介网络话语权的争夺尤为利益攸关,而美国在这场“信息思想战”中早有布局。凭借得天独厚的技术优势,美国将媒体话语霸权的触角延伸至网领域。2013年,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斯诺登事件”使美国谋求网络霸权的野心昭然若揭。

根据美国前中央情报局技术分析员斯诺登的披露,包括“棱镜”在内的美国政府多个秘密情报监视项目得以曝光。斯诺登的爆料证实,多年来,美国倚仗自己所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全球互联网基础设施,通过“棱镜”等项目持续不断地对外国政府、企业、个人进行大规模、有组织、有预谋的网络窃密和秘密监控活动。到目前为止,在互联网领域,美国安全部门已经搭建了一套基础系统,几乎可以截获所有网上信息,最大范围收集互联网数据,包括电子邮件、网站信息、搜索和聊天记录等等。只要你置身网络世界,无论采用什么样的保护措施,都不可能安全。斯诺登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局不仅通过网络远程监控,还通过“人力情报”项目以“定点袭击”的方式挖取他国机密,甚至还侵入过中国的通信行业,而这些只是美国网络监控的冰山一角,可以说美国才是世界上头号网络窃密者和攻击者。

“斯诺登事件”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国际关系向互联网虚拟世界的延伸。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的领先地位为它主宰互联网领域的话语权提供了技术前提,这就使得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文化霸权、进行文化殖民更加无孔不入。2002年,美国组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支网络黑客部队。目前,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黑客部队,是第一个成立网络司令部的国家。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明确将网络空间和陆、海、空、航天定义为同等重要的第五大空间。美国实质上充当着全球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警察,企图只让符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的东西上路。不仅最热门的网络,而且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电影,以及为之间接服务的大学、研究和咨询机构等也都被控制。由此可见,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美国在网络世界扮演的角色与其在国际社会的角色毫无二致:一方面它声称保护公民隐私;另一方面又凭借网络技术霸权,侵犯全球民众网络隐私,监控别国网络,窃取别国核心机密以及网络数据,暴露了美国在保护人权方面的虚伪性。结合网络时代的媒介形势,围绕美国对于媒体话语权的控制,我们需要认清以下几方面的事实。

首先,当下文化霸权主义主要表现为网络媒介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战略有三个特点:一是运用强大的经济和资本实力,主要通过文化市场进行全球文化扩张;二是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来实现全球性的文化支配;三是这种文化支配和扩张是通过传播媒介来实现的。文化霸权的目的是在文化交流中通过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宣传自身价值观,解构其他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在网络时代,媒介帝国主义又衍生为网络霸权主义,实现文化霸权的基本方式则是以网络为武器,垄断文化传播的话语权。如美国以“棱镜”等监控项目为载体,收集其他国家的敏感事件,然后对其他国家价值观念的颠覆就更容易聚焦,更有针对性。民众在这种歪曲报道的怂恿下,常常对本国的价值观、文化制度失去自信。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网络霸权实现文化霸权的路径,让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失去凝聚力、向心力,使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受阻。

其次,美国的网络“攻心战”颇具殖民色彩。网络时代,信息是权力的基础。正如美国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所言,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中,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如果说网络信息思想战的主战方式是“攻心为上”,战略目标则是争夺人心。而在这个“战场”上,美国占据先天的优势。毕竟互联网的构造方式是由美国人设计并符合美国文化的特点,而英语又是互联网上的主流语言,因此,它实际上也就要求任何一个入网者适应美国式的思维方式和熟悉美国的文化,全球网络化的过程更像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过程。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日益全球化状态下的世界文化令人担忧,因为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信息在全球范围内高速传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将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西方文化正在以电影、电视、书籍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蚕食少数民族文化和土着文化,其中以美国大众文化为代表,文化的单向性流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甚至可以说,世界文化在走向标准化,而这个标准就是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美国文化形态,体现在网络媒介中,就是美国对话语权的把持和控制已经渗透在潜移默化的信息传播之中。这种网络的“攻心战”带有浓厚的泯灭文化多样性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色彩。

最后,一些美国网络媒体实为恐怖主义的代理人。新闻学教授查尔斯·柯容指出:“心理战是战争的基本组成部分,在当今的信息时代更是如此。如果你要进攻一个国家,推翻其政府,占领其国土,你应当告诉生活在那里的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就要求有精心准备的信息交流规划。”因此,一些美国网络媒体对国家宣传路线的遵循是极其卖力的,而这一切都并非出自美国一向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而是精心规划的“信息思想战”中“攻心”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美国表面上高举和平、反恐大旗,实际上却借助网络媒体推销输出美国普世价值观,推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野蛮逻辑,意在实现“媒介帝国主义”战略的野心。由此可见,转型中的世界秩序,处于一个摆脱旧时代陈旧规范束缚的过程中,但国际关系中旧有的霸权主义,以及“强者通吃”“强者合理”的思维仍具有一定的惯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某些互联网技术的强国将其带有明显霸权的做法,延伸到虚拟世界。这种做法不但在虚拟世界中制造了新的混乱,也让现实世界不得安宁。尽管一些美国网络媒体自竖的牌坊是恐怖主义的反对者,然而事实上他们却是恐怖主义的忠实代理人。

美国媒体在利益集团的控制下,离真正的新闻民主、公正、自由理念愈行愈远。尤其是其在对华报道中的预设立场与价值偏见,在传播中国负面形象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我国媒体和新闻工作者,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要求,大力打造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媒体,加强国际舆论的引导,揭穿美国一些主流媒体涉华报道的阴谋,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形象,从而全面提升我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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