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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军事化的战争骚扰着”中国梦”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国情咨文,认为中国、俄罗斯不仅挑战美国经济和利益,还挑战美国的价值观,折射刻下美国以至西方世界愈益认为,中国崛起不仅冲击国际政经秩序,还开始动摇200多年来西方文明主导全球的优势。中国向全球投射硬实力和软实力,昔日美国在中国家门前施展的围堵策略,已不太管用。为此美国与西方盟友似乎正在调整策略,除了继续倚重传统军事外交手段对华「硬围堵」,亦愈益重视「软围堵」等其他方式,遏阻中国向外投射影响力。

对中国崛起的最大争论是这一崛起过程是否会对地区和世界造成不可避免的威胁,从而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并引发难以控制的大国冲突、甚至战争。这个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结论并不是由“中国经验”产生的,而是由西方经验发展而来的,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和认识权力关系的基础内容。“中国崛起”如果能够真正走出一条和平的道路,显然,这代表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经验的颠覆。正因为如此,中国崛起才具有如此重大的震撼力,从而使得围绕着这个命题的争论可能还仅仅是刚开了一个头。
中国崛起的另外一个争论的动因,是美国强烈感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对其现有霸权地位和利益的冲击。这种利益驱动的关注远比理论驱动的争论复杂和尖锐得多,因为这不仅涉及当政者对中国崛起的政策反应,也涉及西方政府在价值上对中国的排斥。因而美国有关中国崛起的争论背后,有着出于保护私利需要而对中国未来的警觉的、难以掩饰的价值动机。
1993年围绕着世界银行以购买力评价而出现的中国经济实力排行世界第三位的报告,以及欧佛霍尔特对中国未来有可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的断言,引发了冷战结束以来第一波的“中国威胁论”。最开始的这两项非常有影响力的研究都对中国的未来持积极的看法。但《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1993年《中国崛起》一文中,提出了两个理论性的命题:一是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必然要在国际关系中追求更多的权力;二是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内在特点不稳定的国家,如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很强,但一直深受西方伤害,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一直有被排挤、欺负和受伤害的“巨人的痛苦”。克里斯托夫的结论仍然认为中国将来不太可能是一个“侵略性的、不负责任的国家”。
然而,世界银行报告的惊人数据、欧佛霍尔特对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的大胆预言和克里斯托夫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在西方学术界和媒体掀起了轩然大波。这三份材料最大的震慑力,是它们描绘了一个将在经济实力、甚至整个国家能力上与西方“平起平坐”、在同一力量水平上竞争的中国。这使陶醉在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的喜悦中的美国,突然要面对一个“历史远远没有终结”的中国对西方的挑战。美国朝野在“政治倾向”层次上产生的“中国威胁”看法,成为主导90年代美国有关中国问题辩论的最主要的分野。
在1993年,“中国崛起”还并非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只能说是中国发展的强劲势头所带来和展示出的某种潜力。“中国威胁论”接踵而至,最重要的原因是受1989年“六四事件”的影响,美国的“中国视角”普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六四事件”使中美两国的人权和制度对立问题在美国的中国政策中尖锐化和模式化了。虽然老布什政府在“六四事件”之后仍竭力想要推行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但美国国会、媒体和人权组织都强烈要求白宫说明人权问题在对华政策中的基本定位。人权问题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必须关注的基本问题。此外,“中国威胁论”也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中多样化的利益背景和多元化的利益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的争论。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常常在中国问题上有相当不同的看法,美国国会又需要不断制造理由来干预白宫的中国政策,美国舆论更是把中国问题视为表达美国人民看法的重要领域。“中国威胁论”在相当程度上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必然产物。
其次,很多美国人、包括政治精英都对中国所知甚少。美国公众和政治人物对中国的看法经常在两个极端上摇摆。要么是尼克松访华后在对苏冷战的时刻,美国人突然对中国有一种多了个“帮手”的天真、简单的同情和好感,要么就是1989年后一边倒地认为中国是一种“邪恶”。这种对立的、非常极端化的中国观直到90年代中期都没有改变过。大多数美国人之所以不了解中国,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并不重要,以至于中国问题在向来以功利主义着称的美国没有多少需要曝光或者认真看待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从一开始,在美国人看世界的“余光”中,中国就是一个落后、神秘、古怪和另类的国家。这种印象几乎根深蒂固。
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美国人总是自以为是地按照西方的制度原则和社会结构来判断和衡量中国,按照美国人所认知的“常理”来认识中国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对中国偏见很深的人士就直接叫嚷“中国威胁”,而严肃的学者至少认识到中国今后的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包括中国能否顺利进入“后邓小平时代”、平稳渡过权力交接,中国的内在社会关系紧张将如何克服,以及中国未来做什么样的政策选择,等等。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并不必然就是“威胁”,但“威胁”至少是很有可能的一种结果。他们从西方学者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角度出发,同样难以对中国的发展做出准确和积极的勾画与预判。如沈大伟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磨损”、犯罪直线上升、年轻人异化、知识分子反叛及“拜金主义”盛行,国家权威的下降和道德水平的堕落是根本原因。然而,这些问题事实上也可以解释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个人权利自由和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不同的政治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内局势的判断。
从对中国抱有偏见的角度出发,这些变化不仅被视为是中国政局和社会动荡的表现,更是中国对外政策有可能受国内危机影响而变得更具有“威胁性”的前兆。为此,鼓吹“中国威胁”的有些学者甚至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要么认为国内关系的紧张将使中国崩溃在所难免,所以一个“即将”崩溃的中国的威胁性也就自然降低了;要么从中国的强大的“威胁论”转向中国“衰落”的“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崩溃同样将给世界造成巨大的压力,至少中国未来的前景存在很大的脆弱性,中国对世界的威胁始终都难以消除。在这些人看来,即使没有可靠证据显示“中国威胁”,而“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中国威胁论”也被夸大,但并不等于中国不是“威胁”。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最好的结果无非是成为一个“二流的中等强国”。西方国家不需要太把中国当回事,只有这样中国才会认真实行“西方希望中国进行”的政治改革。这种从所谓西方人的“常理”出发来认识和判断中国问题,当然难以避免扭曲和偏差。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指出,美国人要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最好是首先改变他们所通常认为的“常理”。
90年代“中国威胁论”观点的第三个特点或者说是第三种状况,是基于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展不确定的现实而产生的“威胁意识”。这是一
种立足于美国自身利益,需要找到美国和西方世界面临的下一个敌人,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能更好地有所准备而在思想上做出的必然反应。在美国冷战后将要面对的不确定世界所产生的新威胁中,无论是在安全理论上还是在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重新定义上,中国都是一个不可能漏掉的、最有可能给美国带来威胁的对象。
冷战结束后,未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对美国来说有太多的不可知因素。因为冷战结束得太快,美国还来不及为国际体系的过渡做好准备。正如乔治·凯南所言:“冷战的结束,把美国推到了一个似乎还缺乏存在一个重要的敌对大国的世界,很明显这也给美国人提出了谁将是美国最重要的敌人这样一个只有少数人准备好回答的问题。”在1992年美国大选中,一个广泛争论的话题是美国政治评论员诺曼·奥斯坦因提出的问题:“什么应该是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在一个已经不再有超级大国之间对抗的世界上应该做的事?”在只有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世界里,美国的战略终究应向何处去?这是一个困扰美国的话题。这种困境正如基辛格所言:“失去了需要与之奋战的敌人之后,美国就像‘飘荡在新世界汪洋中’,比曾经历的20世纪任何时期都要安全,但却没有了要去完成的使命。”
为此,美国一方面积极着手制定冷战后新的全球战略,继续维持与巩固美国在单极世界的国家利益和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则开始寻找新的“敌人”。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看来,无论是拒绝“民主化”进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特点,还是缺乏对美国所主导的国际军控与裁军制度的热情,中国都是美国潜在的最重要的“敌人”。虽然在官方政策上,美国仍然维持了对中国一种模糊的“非敌非友”的关系,但美国的东亚地区安全战略的调整,很快围绕为了防范和遏制中国这个最有潜力的“敌人”来进行。
首先,在地区安全方面,美国认为“后霸权时代”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出现一个在区域层次上对美国利益的直接挑战者。随着两极体系的崩溃,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两极体系的崩溃导致美苏全球战略对抗结束的同时,在区域层次上留下了新的权力真空。如果出现萨达姆执政的伊拉克那样的地区性扩张国家,不仅排斥美国的利益,而且也将实质性地损害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地位。这种新挑战者出现的过程,就是美国的战略研究者们所说的“地区层次上的多极化过程”。如果美国无法对这个过程以有效遏制,新的活跃的地区力量将必然把挑战的矛头指向美国。即使不和美国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地区性新的力量中心的崛起过程,也必然是损害美国既得利益的过程。
美国的基本对策是,一方面在全球进行战略调整。由于不再需要面对苏联的战略压力而保持前沿战略力量对峙,美国开始减少在欧洲的驻军,撤走在欧洲部署的战略核武器,关闭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降低在亚太地区的驻军规模。另一方面,美国继续保持和巩固以美国为核心的军事同盟体系,维持前沿驻军,加强对如中东地区的全球战略节点地区的军事存在。通过重新对欧洲和亚洲承担安全义务的方式,一方面继续保持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网络体系,保证美国能随时介入和干预地面冲突,继续实行冷战时代能够同时打两场战区战争的防务力量配置;另一方面,用威慑来防范新的地区安全的挑战,防止出现针对美国的地区层次上的军事和战略挑战。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全球安全战略的重组过程中,中国是美军主要的防范对象。而在东亚,中国更是美国军事和战略力量的首要对象。现任美国副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助理的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兰·弗里德伯格在90年代初就曾断言,美国是否能继续成为亚洲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能继续将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投射在亚洲地区。
自克林顿政府起,美国东亚战略的核心开始确立为防止出现一个新的如苏联那样和美国具有同等竞争力的军事力量,并能与美国在同一层次上较量的“同辈竞争者”。美国认为,中国不仅最具有潜力成为这样的战略竞争者,而且与西方或东方同样具有潜力的竞争者相比,中国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国家。例如,在后冷战时代有关欧洲政治走向问题的探讨中,多数学者都反对欧洲将重新回到不稳定的多极时代的论点,认为欧洲国家特点的变化、欧洲一体化进程所形成的欧洲传统大国之间制度化的紧密联系,以及战争在成本和收益方面所出现的革命性变革,使欧洲即使继续强大,但也不会让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重新堕入强权竞争的多极化的、不稳定的过去。因为这些欧洲大国都已经成为民主国家的典范,有着成熟的权力制衡机制,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已经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欧洲联盟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些欧洲变化的新因素,在国际关系理论中通常也被称为是“非结构因素”,它们同样能说明强国的兴起并不必然导致不稳定和冲突。
然而,当美国的学者以同样的研究方法审视中国问题的时候,却无法得出他们对欧洲冷战后未来的同样结论,也无法将亚洲与冷战结束后的欧洲等同。换句话来说,美国学者对欧洲和亚洲进行比较研究,对亚洲所得出的结论相当悲观,认为冷战后支撑美国对欧洲有乐观看法的经验和理论依据完全无法适用于亚洲。因为在一个两极体系对抗的主导因素突然消失的亚洲,地区各国必然为了财富、威望和权力展开新的权力角逐,包括进行军备竞赛、在领土问题上威胁诉诸武力而极可能引发新的地区冲突。失序的东亚局势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一种本质上的威胁,因为美国这时面临着要么“选边”、进行干预性的战争,要么随着地区强权的崛起、面临着自己被“逐出”亚洲的命运。而这两点都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为避免这种困境出现,美国必须继续维持在东亚的驻军和军事同盟关系,在战略上遏止“中国威胁”和重新承诺对东亚的地区安全责任。
冷战后美国东亚安全战略向后冷战时代过渡,从一开始就是以“中国威胁”为目标的。尽管美国和日本在贸易摩擦和经济竞争上存在冲突,但美国认定日本是一个“瘸腿”大国,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及宪法对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限制,让日本无法单独发展成有效制约中国的独立战略力量。特别是中国基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对日本的“不信任”,一旦美国无法对所谓“中国崛起”保持一马当先的战略戒备,美国在东亚战略势力的弱化将会直接引起中日之间的冲突而使美国面临更大的消极后果。而美日在价值、制度和利益上的高度一致,更让美国认为日本是其在亚洲保持战略利益的“命定的帮手”。但由于日本的军事崛起无法得到亚洲邻国的认同,因而除中国外,美国在东亚找不到其他潜在的、有分量的战略对手。美国所关注的朝鲜和台湾问题也都和中国直接或间接有关。中国不仅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军事力量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工业支持,而且,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上似乎表现出了“侵略性”的势头,因而被美国解读为“既有对外动用武力的力量和意志”、又能让亚洲邻国对其动用武力保持“沉默”的国家;并且,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和安全努力从根本上就是要排斥美国的存在和打击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冷战后中国在东亚战略结构中地位总体上升的趋势和中国的“反美”战略意图,被美国称为“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东亚霸权国家”。
通过把中国定义为美国在东亚最大的“战略性威胁”,对美国政府来说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好处:一是说服东亚民主国家继续团结在美国的周围;维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使美国在东亚继续保持强大的前沿驻军,保证美国的东亚战略利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侵害和排斥;二是保证美国在东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避免被任何东亚国家或者东亚国家的联合而“边缘化”,甚至逐出亚洲。这就需要美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这样的“地区强国”;三是符合美国冷战后继续在东亚和全球推动民主进程的需要,在对中国保持强大的战略和政治压力的同时,通过鼓励中国的经济开放实现中国政治向民主转型的目标;四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美国国会的支持,凝聚美国公众的价值和意愿,减少美国东亚政策在国内政治中所受到的批评。说到底,“中国威胁论”的出现,充分反映出美国冷战后的东亚战略重建需要首先明确“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战略要求。“如果美国无法清晰地划定敌人和阵营的区别,任何战略的调整都无法完成。”

21世纪初,美国学者托马斯·巴内特所着《五角大楼的新地图》一书红极一时。书中认为,核武器出现造成的相互摧毁以及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使得大国之间的战争几乎走向终结。巴内特说:”大型战争走开了,小型战争已经出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正在走恐龙的发展道路。”此书的根本初衷是呼吁美国寻找新型的敌人,比如恐怖主义者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安全,但大国战争终结的假设仍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一片争论。

美国前总统小布殊和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常视中俄为战略竞争对手,可是鲜有将中俄形容为「美国价值观」的威胁。今次特朗普的说法,强调意识形态对立,冷战思维强烈。最近华府先后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及《国防战略报告》,均指中俄试图挑战美国地位,对美威胁超过恐怖主义,美国需要与中俄合作,更需要扩军应付这两个对手。特朗普国情咨文对中俄着墨不多,惟思路却与两份报告甚为一致。

对于中国而言,巴内特的判断至少应引起人们对未来战争形式的深层思考。换句话,当中国有实力避免再次”被挨打”时,中国应当防止怎样的国家利益”被侵犯”?

眼下国际社会最关心的,是中美会否爆发大规模贸易战。近日美国宣布对太阳能电池板征收惩罚关税,矛头直指中国,隐然为中美贸易战打响第一枪,然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牵涉复杂结构因素,大打贸易战于事无补,更可能两败俱伤。中美经贸博弈,贸易战是施压手段而不是目的,特朗普亦未必愿意看到贸易战伤及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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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当前中美经贸博弈,需要放在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历史大框架思考。中国崛起摇撼近300年东西方格局,西方可以接受中国成为区域大国,却不愿见到中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改写西方主导世界的格局。随着中国迈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发展新阶段,西方担心失去主导世界地位,应对策略自然亦要进入新阶段,以往围堵中国的战略亦需调整。

对华经济战争每天在发生

1990年代初,西方以一系列军事外交部署和制裁围堵中国。借用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概念,当年西方靠的是典型硬实力(Hard
Power)压制手段,谋求将中国局促一隅。可是过去20多年中国发展快速,影响力放射全球,远超西方想像。美国拉拢东南亚制华策略无果,所谓「第一岛链」也再封锁不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可能改写国际政经秩序,也是中国投射硬实力和软实力(Soft
Power)的机会。

广义上的经济战概念,是指竞争双方为夺取战略优势和胜利而进行的一切经济斗争,严重一些如战争期间各种形式的经济斗争、经济封锁和经济扰乱;常见一些则诸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战争、金融战争、货币战争、粮食战争、石油战争等一些围绕经济要素而展开的斗争。

硬实力以强力令人屈服,软实力则以攻心为主,透过吸引的论述和形象,令别人心悦诚服。西方一向认为中国软实力薄弱,然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眼中,「中国模式成功」的论述,正是当前中国软实力所在。过去「中国制造」常被讥为次货,可是随着中国走出「世界工厂」发展阶段,推动产业升级,不少「中国制造」在西方已洗脱污名,成为中国软实力新本钱,华府报告甚至承认中国在人工智能、5G科技有力领导全球。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面临1929年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局面。很多国家为了自保,挥舞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为的就是从贸易顺差中能够取得像战争那样的利益。发动这场贸易战争的,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

时移世易,美国和盟友单靠传统硬围堵作用有限,需要更多手段。西方围堵攻势,惯用经济制裁,可是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现在还要以守为攻,趋势之一是以国家安全之名,封杀中国产品和企业,华为即属一例。以往西方常指控华为涉助中国窃取机密,可是现今华为无论在手机和通讯科技都名列前茅,既先进又便宜。最近华府阻止华为在美国出售新手机,甚至考虑破例由政府牵头研究5G网络,力求追上中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美国5G网络、抗衡「一带一路」,突显华府认为需要以更多手段遏制中国影响力。德法意提出遏制中资在欧洲的收购热潮,亦反映相类思路。

自1980年以来,美国平均每年都有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且呈加速之势不断增长,尤其在小布什任职总统期间,美国的贸易赤字更是连续5年创出新高,2006年达到了7635.9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占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7%。2012年美国贸易总额达到38628.59亿美元,贸易赤字有所降低,约为5400亿美元。

经济封杀是强制手段,理论上仍属于硬围堵。为了反制中国冒升中的软实力,西方似乎亦有意加强「软围堵」舆论战,务求令各国民众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和正面论述,产生怀疑和抗拒。最近西方政界学界不少人谈论「锐实力」(Sharp
Power),认为中俄正打资讯战,以不光彩手段左右外国舆论,影响西方以至其他国家对中俄的观感,若说软实力是透过理念游说别人,锐实力则是以造谣诈骗手法蒙蔽别人。然而「锐实力」概念不过是新瓶旧酒。奈教授指出,它其实是「硬实力」的一种,早在冷战时代美苏都有运用,以不实论述「蛊惑」人心。

在这个巨额的对外贸易赤字中,其中的2955亿美元是对华贸易赤字,约占55%。长年的对华贸易赤字,使得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截至2013年7月,中国所持美国国债总计12758亿美元,依然稳居世界各国榜首。

10多年前小布殊呼吁国际支持攻打伊拉克,便显然耍了不少「锐实力」手段,使用锐实力,肯定不是中俄专利。现在西方一些论者高谈中俄运用「锐实力」,不过是想强调「中俄说的是大话,我们说的才是真相」,归根究柢就是国际话语权之争,潜台词是渲染中俄威胁论,讨论锐实力,结果变成了对中俄「软围堵」舆论战的一部分。近日有西方媒体高谈,中国假意助非洲联盟兴建总部,实际暗搞窃听,是耶非耶无从判断,惟类似旨在打击中国形象、拖「一带一路」后腿的论述,未来势必愈来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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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的评论仅为摘要,并且不代表立场。

这使得美国对华贸易战争变得异常激烈、凶猛并带有自觉性,即通过各种贸易、金融、货币手段抹去债务、获取经济利益,成为美国不择手段、不顾道义要实现的目标。然而,鉴于中美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度,美国的对华贸易战又是异常隐蔽的。大致来看,这种战争手段有三大类:

一是自2008年以来,美国连续四轮的量化宽松政策,简而言之,即开动印钞机印制巨量美元纸币投入流动市场,推动美元的强行贬值,使中国的美元资产严重缩水,仅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就使得中国外汇储备和所持美国国债分别损失546亿美元和270亿美元。而美元的不断贬值,也严重冲击了中国的外贸出口,加剧了中国的通货膨胀。更糟糕的是,美国增发的美元,据称有40%都以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大量涌入的热钱加剧了中国资本市场资产的泡沫化,给中国经济留下恶果和隐患。

二是通过构建孤立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全面介入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阻止亚洲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贸易集团,确保美国的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换句话说,美国希望在环太平洋地区再打造一个自由贸易带,将中国排挤出去,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稀释中国的区域影响力。

三是以各类商品为基轴的对华贸易战,比如石油战争、粮食战争、药品与疫苗战争、光伏战争等。以石油为例,1998年石油仅11.8美元/桶达到近年来的150美元/桶左右,涨了12倍,同期全球石油需求上涨不足8%。美元却贬值了20%。换句话说,相比之下,在全球石油需求增长有限的情况下,石油价格暴涨的目的就是变相掠夺石油进口国的财富。中国则是最大的受害者,中国石油的对外依赖度已达60%,巨额的外汇结算资产,将在石油贸易中损失殆尽!

总之,天天爆发的经济战争,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时代下腹背受敌。中国是全球化的新学生,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的风险与挑战,中国一直在积累着经验,缴纳着高昂的学费。但中国梦要实现,中国必须成为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战斗高手,要拥有强大的全球经济掌控、规划与谋利能力。在这条经济战争的道路上,中国的确还要走很远。

网络战争每时都在进行

自1999年科索沃战场上的”全球第一次网络战争”以来,网络战争频度越来越大。2008年8月俄格冲突、2009年”肉鸡电脑”对美韩政府的攻击都是近年来网络战的典型。2011年2月,美国《国家军事战略》首次将”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单列为一项军事战略,并明确表明要有”攻击性能力”。2011年5月16日,美国白宫、国防部、国务院、国土安部、商务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美国的焦虑:一位智库学者对美国的调研手记300略》从国家顶层设计的高度阐释美国在互联网空间进行的政治、经济、安全、司法、军事等领域的国际安全战略调适。在此报告中,美国力推在互联网领域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互联网自由”,使”网络主权”和”信息边疆”的概念成为各国舆论与学界热议的话题。

在这场网络战争中,中国是主要的受害者。据美国安全领域的领先厂商赛门铁克公司发布的互联网安全报告显示,全球网络攻击有33%来自美国,近阶段31%的网络恶意活动来自美国,这两项纪录都排名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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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受网络攻击威胁最严重的国家。全球受木马感染和控制的计算机中,有26%处在中国。其中,仅仅北京一个城市,受感染的计算机就占到全球的5%,是世界上受网络安全威胁最严重的城市。而通过木马病毒操纵他人计算机的”黑客”,则有40%来自美国。

2013年夏天,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主动公布身份,对美国进行的绝密网络监控进行资料揭发。据爱德华·斯诺登说,美国情报部门在全球范围内共实施了61000余次黑客行动,其中大量都是针对中国,袭击目标包括大学、企业和政府人员。一直以来,美国官方都渲染”中国黑客威胁论”,指责中国黑客潜入美国军队和企业电脑,而斯诺登的揭秘证实了美国在撒弥天大谎。

在Web2.0时代,新型国际博弈关系正在形成,由于社交媒体对本国及他国强大渗透力与传播力,很容易成为某种外交力量,各国尤其是大国纷纷展开外交创新,利用社交媒体开展新一轮”E外交””数字外交””2.0外交”。

美国对华社交媒体外交的攻势更是明显。2009年11月,在奥巴马访华前,美国驻华大使馆还专门邀请了一些博客作者,举办针对中国博客的奥巴马访华吹风会。2010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宴请10名美国IT界高层时提出,美国21世纪的重要策略就是利用谷歌、Facebook、Twitter等网络新技术力量推动外交。5天后,谷歌突然提出退出中国市场,引起世界舆论的轩然大波。2011年5月16日,美国发布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中公开宣布:”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使用数字媒体……组织社会和政治运动。”

近年来,美国驻华大使馆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展开围绕驻华大使的个人形象公关、北京空气质量的数据,都是旨在加深美国政治价值观与标准在中国国内的影响。美国2012年总统参选人、前驻中国大使洪博培11月12日在CBS辩论节目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联合互联网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扳倒中国。……这就是我当上总统所要做的。”

对此,处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必须要提升与强化互联网主权意识。中国不仅需要继承与强化在Web1.0时代所确立的互联网既定战略,更需要重视Web2.0时代所引发的社会分化、矛盾突发、集聚快速、内部分裂等消极效应,尤其是要警惕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恶意中伤、造谣、挑拨等。处于社会转型敏感期的中国,在Web2.0时代的平衡过渡更加需要小心翼翼。

对于政府而言,需要有更为主动、全面、严谨、长远的互联网国家安全战略,分层次、分级别地构建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提高互联网世界中的风险辨析力、危机预警力、挑战控制力,并分等级地设立相关防线;对于民众而言,也需要提升互联网的安全意识,端正理性的价值观念,须知”网络无国界,网民有国家”的基本逻辑,不要受国外不良信息的蛊惑,更不必迷信充斥于社交媒体中个人发布的形形色色的信息。

社会心理战每分每秒都存在

早有哲人说过,欲乱其国,必先乱其思想。将人们心理的长城摧垮,比用导弹摧毁防御工事的危害性还要大。这是转型期的中国人每分每秒都应警惕的。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矛盾多发集中体现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能否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时刻。在这个时期,对华进行文化心理战的攻击,是中国崛起的竞争对手每分每秒都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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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博、BBS等各类网上的各种言论看,中国的各种弊端时时都被暴露出来。不能否认,这些暴露一方面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革和进步,但另一方面,其效果是明显激化了民族矛盾,挑拨了地域矛盾,混淆是非的标准(如为秦桧翻案、抹黑毛泽东、歪曲一些英雄人物等),全面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挑拨中国与战略友好国家的关系,挑动中国参与国力不适应的国际军事竞争,等等,但是其目标就是制造社会焦虑与恐惧,营造某种”中国即将崩溃”的预期,让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停滞。

在当下的社会舆论中,批驳这些揣测似乎要比接受它们更难,因为类似”崩溃论”的言论,总能在屡屡曝光的收入不公、腐败、信仰迷失、环境污染等社会缺陷中找到证据。这直接导致了当下中国社会”抱怨文化”的流行,以至在自由主义倾向严重的市场化各类媒体中,尤其在微博世界里,骂政府、批官员总能得到更多人的附和,而力挺政府、理解中国复杂性、坚持大政方针的言论,就有被戴上”五毛党””御用文人”甚至更恶劣骂名的危险。

但另一方面,这些”盛世危言”显然又是荒诞的。它正在”异化”中国发展的基本盘,与当下中国社会欣欣向荣的成就极不相符。中国的确面临不少社会问题,但环顾整个世界,在过去20多年,中国肯定是犯错误最少的大国,是最有前景的大国,是最有独特发展道路的大国。一个重要的例证在于,近年来赞许和肯定中国发展的西方声音越来越多,”中国崛起””北京共识”等讨论都起源于西方,诸多国际政治学大师都在修正过去看低中国的看法。

显然,中国社会焦虑的蔓延与国家整体局面的看好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解释力悖论,社会正负情绪之间出现了”舆论逆差”,”负面情绪”正在压倒”正面陈述”,抱怨的声音远远盖过主流舆论。

笔者把这种悖论视为中国社会思潮进入了”第四次徘徊情绪”中,即在20世纪70年代末”要不要’两个凡是'”、80年代末”姓社”还是”姓资”、90年代末”国有”还是”民有”之后,产生了要”向前走”还是”向后退”的犹豫和选择。十年一轮回的历史表明,每当”徘徊情绪”在社会普遍蔓延时,人们的焦虑感就会上升,在舆论上往往变得异常波动,并很容易掩盖和忽视国家整体向上的真实景象。这并不是说民众的普遍担忧是虚幻的,也不是说体制内外精英惊呼”不改革就有可能亡党亡国”的观点不值一驳。事实上,”第四次徘徊情绪”与前三次一样,都在形成对国家体制修补与变革的巨大推动力。

目前,从各地政府都将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权益保障等作为各自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角度看,只要”第四次徘徊情绪”处理得当,就会与前三次一样,不仅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能催生社会进一步的大繁荣。毕竟,相比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存在社会问题的死结,中国困境的解决空间与成功概率显得更大。

在1949年中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前,西方就预言”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20年前,西方再次预测中国将重蹈苏联的覆辙;10多年前,美国华人学者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风靡全球。”中国崩溃论”间断性流行,一方面在于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的高傲与天生优越感,认为西方模式才是中国发展的最终归宿,进而使”中国崩溃”的预测一度主导着西方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则在于中国社会科学界对国内发展模式解释力的苍白与无力,使猜测”中国崩溃”的言论屡屡占据舆论的上风,这使民众过于依仗和趋从于西方及传播西方声音者的判断。

但是,成功是最好的理论。中国持续快速的发展使全世界都为之着迷,争相解释中国成功的秘诀。现在,即使20多年前”历史终结论”的始作俑者、美国着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都已修正先前的看法,高度评价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公开撰文认为”在民主问题上,美国没什么好教中国的”,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也在重塑原先仅以西方少数国家为研究范本的整个社会科学范式。遗憾的是,现在国内一些人却依然还在延续西方20年前的观点,不愿看到中国的长足进步,仍用西式的逻辑框架来丈量中国,这无疑是中国知识界一些人长久以来习惯于”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思想残余与惰性。

对此,中国社会理应树立信心,真正理解中国崛起正在开创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并最终克服自卑与悲观的情绪。要知道,中国的现代化还只是刚起步不久,政治自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现在的首要问题在于,中国社会必须要尽一切可能消减Web2.0时代造成的信息扩大效应,扭转在微博中以谩骂政府为荣、理解国家为耻的”逆向政治正确”互联网氛围。

正如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讲话中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民众的恐慌与各级执政者的草木皆兵,是当下中国不适应感的典型反映,但中国持续崛起的事实不断证明,当下的困境是暂时的、局部的、可解决的,中国体制的一些问题是本土原生的、超越西方的,是可以纠错的,而所谓的”中国崩溃论”也必将像物理学伪问题永动机原理一样,被扫进历史的故纸堆中。

【本文摘自《美国的焦虑:一位智库学者的美国调研手记》(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2018年第四版)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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